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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没车不愿下乡”全当矫情

2019/10/10 3:31:32

莫把“没车不愿下乡”全当矫情

 

公车改革实施以来,“围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式走马观花的下乡走访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或集中调配车辆的形式,提高了公车的利用率。但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采访时发现,个别地方干部抱怨申请不到公车,或车补不到位等,出现了“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情况。

公车改革后“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现实,与改革前部分公职人员所流露出的“车补低就不出差”的心态,互为呼应。如果说改革前这种心声的透露,是特定群体对改革方向的一种试探,不必过于放大以影响改革的力度。那么改革已经实施后,对于这样一种现实反馈,就不能再选择无视。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公车改革更不是车改补贴发放制度化后就大功告成之事。从衡量公车改革成效的维度来看,取消公车,减少行政开支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最为浅显的考核指标,改革对于行政作风和效能到底能够产生怎样的正向影响,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所在。

虽然这篇报道中,媒体的探访只是针对个别地区,但从常识出发,“没公车不愿下乡”恐怕不会是个别地区的偶然现象。这一判断既是基于人性的固有利益偏好,更是基于公车制度设计上的某种偏差。现行公车改革主要是以货币补偿来代替公务配车,而补偿标准则主要是基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办事人员的职务级别,也就是说,级别越高,获取的补贴标准也越高。

可以理解,在一开始,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缓解改革启动的阻力。但也必须承认,此种补贴标准,在本质上仍体现的是“领导至上”的传统观念,它与公务用车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比如,基层干部或办事人员用车需求可能是最多的,但拿到的补贴则可能是最低,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下,“没公车不愿下乡”就或有着某种制度必然性了。

再者,发放公车补贴,并非是此轮公车改革的全部内容。按照相关规定,在取消公车后,应实现“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目前,这项配套工作的进展到底怎样了?政府在之中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市场化用车一时难以推进,又该作怎样的过渡应对?这些“细节”不做好,或说应有的责任边界不厘清,公车改革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就难以得到有效规避。

在行政效能的角度,公车改革后所出现的这种“末端反应”其实是可以预见的。与之对应,其实应该提前建立一种新的效能管理文化和制度,以与改革无缝对接。但“没公车不愿下乡”的基层反馈,说明行政效能的管理仍处于过于粗放的尴尬之中。干部下乡到底有没有基本的考核要求?要不要下乡,全凭干部自己说了算?

以损害行政效能为代价的公车改革绝非改革本意,改革也不应有十全十美的幻想。但对于已经暴露的改革“后遗症”,就必须要在改革的再调整和精细化推进中加以消除。具体而言,基于落实上的复杂性,改革举措是否应该有差异化对待的空间?基于补贴标准与实际公车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照行政级别发放的补贴标准是否应该进行更为务实的优化?凡此种种,都应该得到及时的回应。如果说取消公车,考验的是有关方面的改革魄力和勇气,那么,改革如何做到“善始善终”,更关涉的是改革的智慧与平衡术。

说到底,“没公车不愿下乡”,本质上仍是一种变相的惰政和不作为。要破解之,不能全凭道德性的指责,也不能完全将之当作一种矫情,它需要被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来回应与纠偏。而公车改革方案公布已近两年,到底落实得怎样了,公职队伍和心态又受到了怎样的“改革熏陶”,不仅需要媒体的基层调查,相关方面更应有一本明白账。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