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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将中国第二个湾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当务之急

2019/10/21 3:25:32

陈宪:将中国第二个湾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当务之急

最近,中央关于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在沪苏浙皖引起强烈反响,各级政府顺势而为,在规划对接、战略协同和市场统一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以期长三角真正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就是创新驱动发展,就是新旧动能转换,进而,让新动能催生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在科创资源(新动能)和新兴产业(新经济)集聚、策源与辐射方面,做好一篇“大文章”。

 

做好这篇“大文章”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打造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这是因为,科创资源和新兴产业有着强烈的集聚特征。

 

长三角三省一市,面积近36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地域集聚科创资源和新兴产业,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9个粤南地区的城市加香港和澳门,不仅是珠三角的“精华”,也是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最为集中,也最有可能进一步集聚新动能和策源新经济的地方。

 

所以,从科创资源集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长三角必须凝炼类似的核心区域。其实,这个核心区域已经破题,即环杭州湾城市群规划与建设。现在的问题是,要将中国第二个湾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由国务院主持制定其发展规划,一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核心区域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核心区域有着集聚人才的优势。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部分城市出现的人才“大战”,一方面佐证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对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凸显各地在人才集聚上面临的困境。

 

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以及最终的产业化,靠的是什么?两个方面,一是靠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他们试错的结果;二是靠大量科技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聪明才智与刻苦工作。

 

为什么科技创新、新经济的集聚地、策源地现在主要集中在大湾区?除了湾区特殊的区位条件和本身有着较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因为这些地区能够满足人才对生活品质的较高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友好;多样化需求,如教育、医疗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多见的,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中国的粤港澳和环杭州湾大湾区也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对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言,在近期,加快规划和建设环杭州湾城市群;在中长期,还有其他的核心区域,如以南京为中心的扬子江城市群。

 

其次,核心区域最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如果说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创新创业人才的数量是既定的,那么,他们试错的成功率就是由创业和产业的创新生态决定的。就像硅谷、硅溪和深圳湾,孕育了数量较多的成功的新创公司,就不能不认为,那里的创新生态有着独特的优势。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概念。借用到创新领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生态链。不同要素和行业间创新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或生态圈。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会在一定的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由创业创新人才和生态链及其互动所决定。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

 

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再次,核心区域的体制机制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重点仍然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所说的核心区域,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有效性也相对最高。而且,对创新生态而言,这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与“雨林”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位在硅谷从事风险投资多年的投资家说,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

 

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如果他们的体验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里,政府作用将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通过公共机构的努力,提供更加到位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满足创业创新需求的公共服务;通过消除各种壁垒,进一步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编:王多